陈汝衡先生是当代著名的通俗文学研究家，也是一位教育家、翻译家、著作家和诗人。一生著书十种，译书三种，校书三种。生前为中国俗文学学会、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上海市古典文学研究会顾问，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中国艺术家辞典》和《中国戏曲曲艺词典》里都有“陈汝衡”条目。
    先生乳名天保、定保，名钧，字汝衡，一作如蘅。因父亲招赘于韩氏，亦名韩则诚。1900年12月25日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仙女镇。祖籍镇江，因外祖家在江都薄有屯田，故从父辈起即移家江都。父亲陈庆生，字善之，就业于扬州钞关城外汇通纸号，通文墨。母亲韩如珍，能识，喜唱弹词《再生缘》。
    先生三岁时，随家由仙女镇迁至扬州城里，历居如意巷、大舞台、三元巷。在父母教育下，五岁已识字甚多。先生的姑父、镇江旅扬公学校长李琦在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至善兄家，观天保侄认字颇多颖悟，于五岁童子不易靓也。”因父母均好读书，先生在童年时代便熟读了《三国演义》、《今古奇观》、《尺素精华》、《朱子治家格言》等书，而对小说尤感兴趣。
    先生因家贫，十岁才入镇江旅扬公学读书。这所学校是由定居在扬州的镇江人为解决镇江籍贫寒子弟的入学问题而筹办的。学校所聘国文教师均前清秀才，教学极为认真。先生后来在《忆扬州教育家李琦先生》一文中说，他的“旧文学基础”就是在镇江旅扬公学的五年里打下的。先生在小学时代，除了在学校读书以外，最爱到书场听书，书场几乎成了他的第二课堂。他在《说书小史·叙》里曾说：“余自幼好听书，放学归来，辄向家人索钱往书场，听说书家剧谈，长犹不改所好。”后来在《我怎样研究和写作说书史的》一文中又说：“我在小学时代，就有喜欢听书的习惯，经常在星期天和假日向家里人索钱往书场听艺人说唱。我是江苏镇江人，但在仅隔一条江的苏北扬州长大。当时扬州开讲评话的有王少堂的《水浒传》、康国华的《三国演义》等，说唱‘弦词’（等于江南苏沪的弹词）的名家也不少，说书场所集中在扬州的‘教场’和一些窄而深长的小巷里。中学时代就不甚长听，随后在南京读大学，专攻英文外国文学，就把听书这件事搁在一边，无暇过问了。”先生所以喜欢听书，与当时扬州说书艺术发达有关，而这当然也就是他后来研究中国说书史的根本原因。
    1915年夏，先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设在扬州的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先生爱好写作，时有文章在学校的刊物上发表。中学时代的先生，听书的时间虽然少了，但对说书的艺术和历史却发生了兴趣。正如他在《说书艺人柳敬亭》一书的《后记》里所说的：“记得中学时代听老师讲吴伟业的《柳敬亭传》，他是以教古文的目标来启发学生的；因而他要求我们注意这篇传里的古文笔法和文章中的逋峭古洁之外。可是我在当时除掉听教师的话注意到这些以外，更深深地感到柳敬亭是个了不起的艺人，因而对他怎样学习说书艺术，以及他的人格和风趣等发生强烈的兴趣。随后发现有关柳敬亭的资料愈丰富，就想利用这些资料为柳敬亭写一较长的传。”这表明先生研究说书史的想法，在中学时代就差不多萌生了。先生在五师读了五年。
    1920年，先生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即后来的国立东南大学）。在负笈金陵的四年之中，他一心攻读英文和西洋文学，并因此而大受赏识于吴宓教授。1922年《学衡》杂志创刊后，先生当时尚在读书，就在上面发表了不少翻译作品，如英国散文家蓝姆氏的《梦中儿女》、《古磁篇》和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一些小说等，显示了他在翻译方面的才华。
    1924年秋，先生从东南大学毕业，从此结束了读书的生活，踏上了教书的道路。他先来到祖籍所在的镇江，在江苏省立第六中学做了三年教员。接着，到南京中央大学任助教四年。在这期间，因耳闻目睹军阀孙传芳的种种暴行，愤愤不已，撰写并自印过一本叫《丁卯备尝记》的小册子，钱堃新教授为之序。嗣后，又到真茹暨南大学当了二年讲师。一直到1933年秋天未曾接到暨南大学的聘书为止，先生共教了九年书。这九年所教的都是英语及有关课程。
    自1933年秋至1934年春，先生失业在家。这时候先生开始译书。他先译英国汉士的《教育政策原理》，译此收的目的，据先生在书前《译叙》中说：“间尝治文学矣，欲为比较文学之研究，深虑有所不逮。既而又治教育，欲举比较教育之书而诵习之，尤苦无善本，而译成之书，更未寓目。……国内谈教育书籍虽伙，而专论政策者，尚未一觏。政策不立，一切设施，将如舟之无舵，飘忽于江海中，茫无所归。虽有善操舟者，行见其危疑震憾，终致覆没耳……顷发愤欲多译外国名著，以教育政策为一国事业之先，谨先译之，以饷国人。”此书出版后，大学教育系多以此书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接着又译了意大利马基雅维里的名作《君》（今译《君主论》）。这是本被认为影响了世界历史的书。马克思曾经肯定这本书的作者及其后一些近代思想家在国家观上摆脱了神学的束缚，说他们“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都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128页）。在大学时代就开始翻译的伏尔泰小说，此时也终于结集出版，书名为《福禄特尔小说集》（伏尔泰旧译福禄特尔）。这是一本用力甚勤的译著，先生从英文本译出，吴宓教授以法文本译校，书前刊有吴宓教授专为经书而写的长达两万字的《福禄特尔评传》、先生在《译叙》里言此书翻译本末云：“忆余初译是书，盖在负笈秣陵之时，三余多暇，译成《坦白少年》及《记阮纳与柯兰事》二篇。卒业后任职京口，又续译《查德熙传》一篇。福禄特尔重要之著作，尽备于是矣。中间作缀无常，时经三载，非不欲早日问世，盖深悉译事之难，未敢造次耳。译稿尝杂刊于《学衡》杂志中，并蒙吴雨僧（宓）夫子悉心校对，增益《福禄特尔评传》，各篇按语，及若干注释，以便读者。感激之私，固须臾未能忘也。”先生译的书在出版界颇受好评，商务印书馆1935年刊行的《出版周刊》第128号称先进的“译文除信雅达外，文章之风度、气势之刚柔、辞句之浓淡，无不与原文吻合，洵可谓臻译事之上乘矣！”
    1934年3月，先生为谋生计，经人介绍进入金融界，讵料此一去竟睽违教育界二十余年。这些年中，他除了一开始在江西南昌中央银行工作过几个月之外，后来一直在上海，先后服务于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大康商业银行和国外贸易总公司、华东财经委员会等单位，担任秘书一类职务。（原载《扬州师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