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３·１５”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的到来，“长沙货”、“苏州片”、“扬州刀” 之类象征着古董赝品的声名狼藉的历史名词，也许不会再被人们提起。
    在中国古董行内，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谚诀：“苏州片，京师相；江西裱，扬州帮；开封货，长沙装；后门造，一炷香。”不懂行的人，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其实，这几句话大体勾勒出了一幅明清全国古玩赝品市场的地图——苏州的造假，技术高超到能够将一张字画剥离成两片，故称“苏州片”；北京的假画，看上去外相与真的一般无二，故称“京师相”；江西仿古的装裱，可以乱真，故称“江西裱”；而扬州、开封、长沙的假货也都是出了名的，不过各有其招法不同罢了；至于“后门造”，是指北京地安门一带，那里曾经是北方书画作伪的中心。
    “扬州刀”也称“扬州片”、“扬州造”、“扬州帮”，它还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做“扬州皮匠刀”。之所以叫做“皮匠刀”，据说因为凡是扬州造假的书画，其题款的末笔，一般都形似旧时皮匠用的刀，肚圆而尾翘。这几乎成了扬州假货的特有标志，所以世人多称扬州的赝品为“扬州刀”。当然，“扬州刀”也有锋利无比、所向披靡之义，恰好用来比喻扬州古玩造假手法的厉害。
    关于扬州的假货，民国时人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中曾说：“凡古肆所售，十七八伪而一二真，大抵书画伪品，多出维扬。”这大约是历代收藏家和鉴赏家们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在江南一带，古玩市场最发达的城市莫过苏州和扬州。苏州的造假在明代就出名了，他们造假的门类，遍及玉器做旧、古籍作伪、书画仿制，乃至陈茶翻新等等，手法骇人听闻。以古籍作伪为例，因为清代藏书家以宋刻本最为珍贵，所以苏州商人常将明刻本的纸张加以染色，充当宋刻本，致使真假难辨，鱼龙混杂。扬州的造假则以清代为盛，门类多集中于书画。扬州历来就有繁忙的书画交易市场，光是《扬州画舫录》记载的有名有姓的书画家就达数百人之多。在这些书画家中，良莠不齐、流品不一的情形自然难免，一些名家让他人代笔，也习以为常。如八怪中的金冬心、郑板桥，在他们生前就容许他人代笔，更何况那些利欲熏心的古董贩子呢？清代有一个著名的笑话，说扬州大学者阮元得到一份古代的钟鼎铭文拓片，视为至宝。为了考证拓片铭文的内容，阮元查阅了大量资料，最后断定拓片是出自某古鼎。他还在拓片后面亲自题跋，历数某字与古图谱相合，某字因年久铭文剥蚀，或拓手技术不精，所以与古图谱有异。但是有一天，有人来告诉阮元说，那张拓片根本不是从古鼎上拓下来的，而是从一块大饼的背面拓下来的。当时有一种火烤的大饼，背面凸凹不平，纹路断续相连，看上去宛如钟鼎古文，所以有人同阮元开了这种貌似雅谑的玩笑。但问题是，如果连阮元这样的饱学之士都不慎而上当，又何况一般的古玩收藏者呢？
    凡是商业繁华的城市，都不免会有假货赝品鱼目混珠，扬州人斥之为“伪贾”。所谓“伪贾”，用清初扬州人石成金《传家宝》中的话来说，就是“利用智术，贩盐加之以灰，贩米加之以水，贩漆加之以油，诸如此类”。可见扬州的造假，也不限于书画，而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野史中还记载过阮元的另一个故事，说他年老告归扬州后，喜欢搜罗古董。有一天，他在扬州市场上看到一只古铛，用水一洗，颜色绿如瓜皮，分明是年久形成的铜绿，心中大喜，认为必是秦汉之物，就花高价购下。过了一天，他在家里宴客，想在朋友面前炫耀自己新得到的宝贝，就用这只古铛作容器盛鸭汤，以代替陶罐。席间，宾客们对古铛摩挲再三，赞叹不已，阮元十分自得。不料，饭刚吃了一半，古铛忽然砰然有声，随之土崩瓦解，沸腾的鸭汤泼洒了满桌。阮元在尴尬之余，恼羞成怒，派人秘密将售铛的“伪贾”拘来。一问之下，“伪贾”招认自己是专门制造假古董的。阮元于是将他锁在密室中，不许他再招摇过市，同时命他每年手制赝鼎若干，以优惠价格悉数购下。从此以后，阮元送人的礼物，据说全是出自“伪贾”之手的假货。
    值得一提的是，“扬州刀”与“苏州片”等相比，有一点特别之处：苏州等地的造假者绝不会在假货上留下任何痕迹，而扬州的造假者常常故意在书画赝品上留下暗记。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晚清名人盛伯羲、王文敏号称风雅之士，一旦得到书画珍品，就相互观摩把玩，但他们也时常受到赝品的欺骗。有一次，他们得到名家戴文节的绘画，两人欣赏之余，拍案叫绝。过了些日子，细审画上年月，发现与史实不符，才知道这是伪品，两人相顾无言，惊诧莫名。造假者为什么在年月问题上有如此疏漏呢？《清稗类钞》写道：“有人言，名画之伪者，相约一例，必留一破绽，俾有识别，如年月地方必有一二处故为错谬。扬州人作伪者，皆有此习惯也。”造假者故意留下破绽，原来是为了日后有所“识别”，也许是一种“盗亦有道”的表现吧？
    然而，造假本身已经从根本违背了商业道德，纵然在假货上留下暗记，又有何用！“扬州刀”是为绝大多数扬州人所不齿的。在曾经流行的形形色色的扬州文化之中，“扬州刀”显然属于“另类”，我们应该永远摈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