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文富堂不但卖书，也刻书。《中国印刷通史》第七章谈到：“清代后期江浙地区的书坊刻书，有苏州文学山房、聚文堂、绿荫堂，此外，扬州的文富堂、宁波的玉山房等书肆，也都刻印有《瘟疫论》、《瘟疫条辨》等医类书籍。总之，清代坊刻事业十分活跃，许多民间大众读物，诸如小说、戏曲、唱本、医方、星占、类书、日用杂字等，多由这些书坊刻印出版，反映民间生活、社会风俗习惯的资料，也从这些书中可以找到。虽然书肆多重营利，往往因降低成本，影响书品质量，不如官刻、家刻版本精美。但是它在繁荣市场、普及文化教育方面所做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
    扬州文富堂所刻的古书，究竟有多少，缺乏现成的统计。据王澄先生《扬州刻书考》著录，只有书目三种：《镜花缘》，清李汝珍撰，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刻；《笔花医镜》，清江涵敦撰，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刻；《温疫论补注》，明吴又可撰，清仪征郑重光补注，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重刻，二十一年（１８９５）新镌。但据我了解，实际上文富堂所刻的书远远不止于此。仅是文富堂所刻的医类书籍，至少还有《瘟疫论》、《瘟疫条辨》、《幼科铁镜》等。单是河南中医学院图书馆所藏的“文富堂刻本”医籍，就有《医宗必读》、《吴门治验录》、《黄帝内经注证发微》等。不过其中除了《黄帝内经注证发微》标明为“扬州文富堂”之外，其他两种仅标为“文富堂”。在王清原等先生所编《小说书坊录》中，在“文富堂”目下著录的书目也有三种：《二度梅》、《镜花缘》、《玉茗英烈传》。此外，确知为文富堂所刻的书，尚有《书经》。据考证，清代书坊名为“文富堂”者实非扬州一处。如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山东即墨城西关就有“文富堂书局”开张，销售《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课本和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至１９５６年才停业。晚清时青岛雕版印书和活字印书的书坊，有胶州的“成文堂”与“文富堂”。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镌刻小说《二度梅》的“文富堂”，是否即扬州邱氏文富堂，尚待再考。
    扬州文富堂于我似有些缘分。这些年来，不但在各种书籍中看到那么多有关它的记载，而且两次买到它的刻本。一次是在天宁寺地摊上发现一册《幼科铁镜》残本，封面虽已脱落，首页仍在，因是扬州文富堂刻书，当即买下。首页上端略残，仍可看出“（同治）甲子春镌”字样，左下方则署为“扬州文富堂藏板”。查“同治甲子”为１８６４年，此时太平军兵燹刚过不久，扬州城稍稍安宁。何氏筑“寄啸山庄”，郑氏建“江北刻经处”，都是在此前后的文化盛举。文富堂于此时刻印《幼科铁镜》，也是扬州城恢复平静的一个文化信号。《幼科铁镜》一书流传甚广。全书六卷，我所觅得的残本只有三卷，但因它是扬州文富堂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刻本，已让我十分欣喜。另一次是在冷摊的一叠乱书中发现一册“扬州文富堂藏板”的《李濒湖脉学》（附《奇经考》），系“光绪乙未仲春月镌”，也即１８９５年刻，品相虽然不佳，仍然如获至宝。由于连获文富堂两书，遂生出一个奇异的念头：一定要找到邱氏后人。
    经过多方打听，终于从一位熟识扬州书业掌故的陈先生那里得知，邱氏后人仍住扬州，而且就在距离当年文富堂不远的地方。于是在一个周末的上午，我顶着七月的骄阳，到东营六巷去拜访。到了那里，才得知巷中有两家姓邱，不知哪一家才是我要找的邱翁之后。正在犹豫间，从一家门里出来一位老者，身材中等，脸形长方，生有络腮胡子，便上前探问：“请问是姓邱吗？”对方有些意外，说：“你找谁？”我说：“找一位姓邱的人家，他家从前开过文富堂书店。”他听了以后便隐隐有些不以为然，说：“都是陈年旧事了，问这个做啥？”我便自我介绍说：“我姓韦，对扬州旧书店很感兴趣，所以想了解一下文富堂的情况。”他反问说：“你姓韦？有一位韦明铧，你认识吗？”我一听大喜，说：“我正是韦明铧。”同时递过我的名片。这一来，他才欣然现出欢迎之色，请我进门。
    这位先生名叫邱正庆，正是邱绍周老人的曾孙，原在银行供职。据邱先生说，他的曾祖父邱绍周，名恒礼，绍周是他的字。文富堂的开业时间，他并不清楚在何时，但他知道文富堂的歇业时间，是在１９３７年日寇占领扬州之际。文富堂歇业后，邱氏一家人避祸于扬州城外李典乡下，靠往昔卖书的积蓄度日，有时生活紧迫，便将城里的存书贱价卖给陈恒和书林，以解燃眉之急。邱家现在居住的几进房屋，就是当年文富堂储藏书籍和木版的库房。抗战期间，这里的书籍和木版至少受到两次盗匪的光顾。邱先生说，他的曾祖父年轻时曾经捐过“县丞”的虚衔，后来便含辛茹苦，经营书店，结交过许多中外学者名流。可惜日本侵华战争过早结束了文富堂的翰墨生涯，也结束了邱绍周的贩书事业，所以邱翁是在郁郁不得志中度过他的余年的。晚年的邱绍周曾经手书一联，云：“满腹牢骚何处诉；一生辛苦对谁言。”吐露了他真实的心境。邱翁的晚年，长期卧病于榻，大约于１９４９年去世，享年八十四岁。邱翁的儿子，无店可开，早已去世。邱翁的孙子，后来在扬州师院刻写钢板，也已过世。到了曾孙这一辈，更与书业无缘了。谈到邱绍周与朱自清、余冠英等人的交往，邱先生说，余家和邱家有亲，余冠英是他老姨婆婆家的孩子。
    临别时，我问邱先生还有没有当年文富堂的遗物。邱先生告诉我，家中原有一幅邱绍周老人的手绘遗容像，现已不知去向。家中积存的图书，早已贱价出卖，剩下的古书后来都拆开来，把反面当成草稿纸用了。原先满屋满架的花梨雕版，也都被他亲手劈碎，当成柴火烧了，如今一块不剩。唯一留存的当年刻书用的大磨刀石，去年才把它扔掉。当他看到我带去的印有“扬州文富堂藏板”字样的残本时，感到很意外，因为现在邱家是连文富堂刻印的片纸只字也没有了。
    文富堂的确凿地址，在今天富春巷口对面。我离开邱家后特地从那里经过，看到那里正开着一家鞋子店和一家服装店，已经完全看不出当年书铺的模样，而文富堂的影子却似乎在心里越来越明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