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是意大利著名旅行家，他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是东方三大旅行记之一。他在书中记载了在东方旅行的经历，并且说自己曾奉大汗之命，在扬州担任三年总管。然而，有许多人怀疑《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认为他是一个“百万谎言”的骗子。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
扬州人都知道，在扬州天宁寺里有一座马可·波罗纪念馆，是纪念七百年前到过中国并在扬州做过官的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在七百年前问世之后，就轰动了整个欧洲。哥伦布就是读了他的游记，才想到到东方探险，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的。游记的原始版本这样评论他的主人公：
“从上帝创造亚当直到现在，从来没有人，无论是基督徒、异教徒、鞑靼人、印度人或任何种族的人，像马可·波罗那样到过世界上那么多的地方观察和探险，知道那么多的奇风异俗。”
马可·波罗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商人，官员，旅行家，冒险家，友好使者，马可百万……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马可·波罗一家是个商人之家，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曾经到过中国。1271年，他们开始第二次东方之旅，这次同行的还有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仅十七岁的马可·波罗。他们一行三人先到以色列，再穿过叙利亚、伊朗、阿富汗，翻过帕米尔高原，走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入新疆，然后到甘肃，经过了敦煌和酒泉。直到1275年，才来到距离北京不远的行宫上都，见到当时很渴望了解欧洲的忽必烈。在旅途中，马可·波罗因为高原缺氧而病了一年多。其他必须克服的凶险，包括沙暴、雪崩、干旱、土匪、饥饿、瘟疫等等，还有十字军和伊斯兰教徒的战火。忽必烈很钦佩他们的毅力，对聪明好学并懂得东方风俗和语言的马可·波罗更是器重。在元帝国生活的十七年里，马可·波罗最高做到扬州总督，还出使过越南、爪哇、苏门答腊。1292年夏天，马可·波罗一家利用护送蒙古公主到波斯的机会，从泉州出发，花了三年多时间，才奇迹般地回到故乡威尼斯。他们带回许多东方珍宝，因而被称为“百万先生”。但同时也得到了“百万谎言的人”的称号，因为很多威尼斯人认为马可·波罗的“天方夜谭”不可尽信。《马可·波罗游记》说，杭州有房屋160万栋、工场14万家，还说城内石桥有1万座，桥下都可通大船！对于这些，威尼斯人怎么能够轻信？有一个威尼斯铁匠说过，即使打死他，他也不相信马可·波罗说的那些话。
七百年来，人们不断质疑《马可·波罗游记》，甚至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疑问集中在以下几点：
第一，马可·波罗自称在中国深受忽必烈器重，但是为何元朝史书中找不到一条可供考证的记录？他自称在扬州做官三年，扬州地方志里为什么无从稽考？
第二，马可·波罗提到的许多地方、人名、动物、器件，都使用波斯叫法，他自称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为什么用波斯叫法？
第三，马可·波罗只是泛泛地描写了一些中国资料，但最富有中国特色的汉字、印刷、茶叶、筷子以及其他引人注目的东西没有提到，甚至没有提到长城。
第四，马可·波罗描述了许多明显不符合史实的场面，例如他自称献抛石机帮助攻打襄阳，实际上襄阳在他到中国前一年就撤围了。
对于这些质疑意见，中国学者有自己的看法。国学大师钱穆的回答妙趣横生，他说他“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真正对那些怀疑派进行有力的批驳的，是以杨志玖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杨教授皓首穷经，在永乐大典残本《站赤》中找到一条“兀鲁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二八往阿鲁浑大王位下”的记载，与《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载一致。可惜的是，这条记载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只能说明此事与马可·波罗的叙述一致，而不能证明马可·波罗与此事确有联系，更不能证明他到过中国。
关于马可·波罗没有提到长城的问题，中国学者认为元代长城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所以不会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明长城那样引人注目。但怀疑派说，金人修建的长城受战乱损坏并不严重，如果马可·波罗真的游遍中国，必然数经长城，不可能视而不见。
关于马可·波罗没有提到茶叶的问题，中国学者认为蒙古人不喜饮茶，因此马可·波罗对此也无印象。但怀疑派说，忽必烈于1268年开始征购四川茶叶，1275年逐渐征购江南茶叶，1276年设立专门机构“采摘茶芽，以供内府”，而且八九世纪西域商人苏来曼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明确提到了茶叶。
关于马可·波罗没有提到汉字书法和印刷术的问题，中国学者的解释是马可·波罗不认识汉字，所以对汉字书法和印刷术不会作记载。然而怀疑派说，当马可·波罗写书的时候，正当欧洲处于手抄书本的年代，他必然会联想到独特的汉字书法和先进的印刷技术，比他早三十年到蒙古的传教士鲁不鲁乞就记载了中国的书法和印刷术。
此外，还有马可·波罗没有提到筷子、缠足、鱼鹰等问题，中国学者觉得这些问题根本不成问题：马可·波罗只用刀叉，所以不用筷子；他生活在蒙古人圈子里，所以没见过缠足的妇女；他居住在城市里，所以不熟悉渔民以鱼鹰捕鱼。可是怀疑派说，其他外国人如曼德维尔爵士的《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游记》、裕尔上校的《中国和通向中国之路》都有相关的记述。
有一件事是最让人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的。马可·波罗自称蒙古军久攻襄阳不下，于是他献出了威力巨大的抛石机，迫使襄阳守将出降。事实上，1273年蒙古军攻襄阳时，他还在来中国的路上，献抛石机的不是他而是波斯的亦思玛因和阿老瓦丁，《元史》和其他资料都有明确记载。中国学者对此也有解释，认为这是后人在传抄《马可·波罗游记》时随意添加上去的，因为马可·波罗的原稿已经流失了。
有的怀疑派学者进一步指出，马可·波罗可能从来没有到比黑海沿岸和君士坦丁堡更远的地方，有关中国的种种描述是他从经过那里的波斯商人们口中打听来，并加以自己的想象形成的。理由是：
——马可·波罗自称懂得蒙古语和汉语，但他在意大利用法文写成此书时，书中的很多名称却偏偏采用了波斯语；当时来往的商人们以波斯人居多，可以证明游记内容是听来的。
——马可·波罗在书中很少提到他的父亲和叔父，也从未提到他们的生意，没有提到在中国符合他们身份的任何经商活动；这说明他们没有到过中国，所以经商也无从谈起。
——马可·波罗回国时没有携带任何中国特有的东西，威尼斯珍宝馆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其实上与他毫无关系；而他带回的宝石，倒是波斯的特产。
——马可·波罗书中道听途说的痕迹比比皆是，除扬州做官和襄阳献抛石机外，还把成吉思汗的病死说成是膝上中箭而死等等；他动辄使用“百万”这个词，以致人们送他“百万先生”的外号加以揶揄和讽刺。
那么，马可·波罗为什么要编造在中国的经历呢？德国的徐尔曼教授认为他企图借以激发蒙古贵族对西方人士的热情和帮助，以及西方人士对东方古国的向往和兴趣。《详编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这可能与他的社会地位较低而又想向上层社会爬有关。据说，和马可·波罗同时代的约翰·曼德维尔也写过一本《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游记》，声称自己和大汗共同生活了一年半。他的书和《马可·波罗游记》一样轰动一时，后来却证明他是一个剽窃者，大量抄袭了其他人关于中国的记述。这说明，马可·波罗谎称自己到过中国，有可能是为了追逐名利。
有关马可·波罗在华的身份，目前有枢案副使、扬州总管、斡脱商人等三种看法。所谓“斡脱商人”，是当时借助于朝廷的牌符圣旨而往来各处，为官府权要牟取重利的官商，其经营内容与经营方式都不同于正常的商业活动。因此，他们不需要深入到普通汉人社会中去。马可·波罗如果真是朝廷任命的官商，有关他奉大汗之命居扬州三年而担任官员的说法，也就能够自圆其说。
学者们指出，对于《马可·波罗游记》其实不必过于苛求。马可·波罗在中国虽然长达十七年，但他接触的人事范围毕竟有限。这一点，从同时代欧洲来华人士所留下的记述中，可以得到证明。例如孟德科尔维诺主教是1293年左右来华的，在大都留居三十五年，可是他写给罗马教皇的信件内容却很简单，而且限于宗教活动，完全看不到汉文化气息。有一位约在1321年由海道进入中国的意大利旅行家奥多里克，在遍历广州、泉州、福州、杭州之后北至大都，并在这里居住三年，然后经过甘肃、吐蕃返回西方，留下的游记《东域记程录丛》在内容、风格上与《马可·波罗游记》十分相近。但是，从没有人对他到过中国提出疑问。
一部《马可·波罗游记》使作者名垂青史，也使它成了海内外专家研究的热点。如同敦煌研究成为“敦煌学”一样，马可·波罗研究实际上已经成为“马可·波罗学”。《马可·波罗游记》在全世界的译本，现在已经超过了一百种。
《马可·波罗游记》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马可·波罗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为止。第二卷记载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政、游猎等事，以及从大都南行至扬州、杭州、福州、泉州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和非洲东部；第四卷记载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全书共有229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一百多个。
《马可·波罗游记》和中国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日本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被称为东方三大旅行记。玄奘到印度、圆仁到中国都毫无疑问，可是马可·波罗到中国却成了谜。他究竟有没有到过中国呢？
马可·波罗当过扬州总管吗
扬州人在谈到马可·波罗的时候，最引以自豪的一件事，是这位外国人曾经做过三年扬州总管。那么，在《马可·波罗游记》里，究竟是怎样谈到扬州的呢？打开这本书的第一百四十三章《扬州城》，原文是这样写的：
“从泰州出发，向东南方向骑马走一天，就到达扬州。扬州城很大，它所属的二十七座城市，都是美好的地方。扬州很强盛，大汗的十二男爵之一驻扎在此地，因为这里曾经被作为十二行省之一。我要向诸位说明的是，本书主人公马可·波罗先生，曾奉大汗之命，在扬州城治理达三年之久。扬州的居民是偶像教徒，使用纸币，依靠工商业为生。这里制造骑兵装备的工匠与作坊很多，因为在城里和附近驻扎着大量皇帝的士兵。此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下面请允许我谈谈西面的两个大州，这两个大州也在南方蛮子境内，先说南京城。”
上面一段话显然包含着一点错误的信息，也即说从泰州出发向东南方向骑马走一天到达扬州，这显然不对，因为扬州在泰州西南而不是东南。但是，其他内容基本正确。如说扬州管理二十七座城市，是元代十二行省之一，都是对的。尤其说扬州很强盛，工商业发达，有很多佛教寺庙和皮货市场，这都符合扬州的历史。问题在于，马可·波罗还说他曾奉大汗忽必烈之命治理扬州三年，这件事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学者对此有完全相反的看法。
关于马可·波罗在扬州做官一说，流传广泛，影响巨大。当代作家冰心女士在《冰心文集》第五卷说过这样一段话：“威尼斯是意大利东海岸对东方贸易的三大港口之一，其余的两个是它南边的巴利和北边的特利斯提。在它的繁盛时代，就是公元后十三世纪，那时是中国的元朝，有个商人名叫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在扬州做过官。”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在《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一书中也写道：“我到过长江下游和大运河沿岸所有历史上有名的地方……在忽必烈统治的时间，马可·波罗管理扬州城达三年。”冰心和斯诺是作家和记者，但是他们都知道马可·波罗在扬州做过官。
然而，有的研究者怀疑此说的真实性。他们认为，扬州居于元朝中心，地位相当重要，而且纯为汉人城市，马可·波罗不懂汉语而竟然治理此城三年，简直是不可能的。而且，当时马可·波罗不过二十三岁，到中国才两年时间，决不可能出任这样高职位的行政长官。扬州为十二省城之一，是元朝的大都会，总管是级别很高的行政长官，担任职务三年，时间不可谓短，可是元代史料及扬州地方志从未提及此事，这也是不可想象的。元世祖规定：“以蒙古人任各路达鲁花赤(最高长官)，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这一规定清楚地表明，扬州总管的重任不可能落在外国人马可·波罗身上。马可·波罗在扬州做官三年，资料来源只是他本人的《游记》，因而不可相信。
这些学者提出，古代中国的官僚体系发达，大小事项都会被记录在案，每个城市的历任地方官都不会被漏掉。扬州地方志明确记载了元代的大小官员，包括外国人的详尽名单，但没有关于马可·波罗的记录。因此可以推断，马可·波罗不可能做过扬州地方官。另外，扬州也没有留下马可·波罗的历史遗迹和民间传说。
于是，另外一些学者考证，马可·波罗在扬州做的可能不是地方官，而是“枢密副使”。如法国学者鲍梯先生于1865 年出版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游记》中据《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徽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兼宣徽使，领侍仪司事”等记载，认为此枢密副使即马可·波罗。中国学者张星烺先生又撰写了《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一文，详搜《元史》及其他资料，确证了这一说法。后来束世澂先生著《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考》，所搜“孛罗”资料更为完备。但他也提出一点“存疑”，即《元史》上的“孛罗”，在任枢密副使以前，至迟在至元七年（1270）已任御史中丞，若其人果为马可·波罗，则他到中国至迟亦在是年，而据《游记》，其抵华时间，当在至元十二年（1275）。他说：“岂枢密副使孛罗非马哥孛罗欤？然其行事与《游记》何无一不合者也？”这本是一个击中要害的问题，然而因为束先生同意枢密副使说，最后以《游记》记载可能有误而未作追究。至于《元史》上的“枢密副使孛罗”，已有人对其生平经历作了详尽的考证。余大钧教授在《蒙古朵儿边氏孛罗事辑》长文中指出，“孛罗”是蒙古朵儿边部人，生年约在1246年左右，1283年夏奉旨出使波斯伊利汗国，从此一去不返，于1313年4月去世。可见此人与马可·波罗毫不相干。
马可·波罗在扬州担任的官职，除了扬州总管之外，还有扬州宣慰使、扬州都督、扬州总督等说。有的学者认为，总管、都督、总督等都是汉译者用的官名，与马可·波罗实际在扬州担任的职位都不相干。马可·波罗说扬州被选为十二省城之一，所以大可汗的十二总督之一驻在这城里，又说他自己曾亲受大可汗的命令治理这城三年之久。这是把扬州作为一个行省的省会而说的，扬州确实曾有一段时间为江淮行省的治所。在元代，行省的长官称“平章政事”，这用欧洲文字无法表达出来。从外文译成汉语，译为总管、总督或都督均无可指责。但元代行省以下的路，恰好有总管一职，因此马可·波罗便由西方人理解的行省长官变为中国人理解的扬州路总管了。总之，有人认为，所谓马可·波罗任扬州总管一说，只是文字翻译的偶合或巧合。至于总督、都督，意思与总管相同，可是元代行省并无其官衔，可就不必讨论了。
怀疑马可·波罗在扬州做官的学者指出，此说可能出于版本之误。有一种《马可·波罗游记》版本说马可·波罗奉大汗命“居住”城三年，而非“治理”此城三年。但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如果仅仅是“居住”，为何要奉大汗之命？
坚持马可·波罗的确做过扬州官员的学者，有自己的理由：
首先，中国史籍未提马可·波罗之名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这不是判断这一事件真伪的唯一标准。对于元史和地方志为什么没有提及马可·波罗的问题，扬州学者朱江先生指出，根本原因在于元朝以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采取高压政策欺压汉民以维持其统治，因此必然引起尖锐激烈的民族矛盾。明朝在夺取元朝政权过程中，每得一城一池，无不大量毁去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文化遗迹。出于上述缘故，明人在编写官方史书和地方志书的过程中，除了必不可少的史实以外，会删去大量有蒙古人和色目人的事迹，而不载入史册。因此，作为色目人的马可·波罗在中国的事迹，也就自然没有为后世留下可资考证的史料了。杨志玖教授进一步指出，在马可·波罗前后到达蒙古的西方传教士、使臣、商人留有行记的不下十人，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同样很少见于汉文记载。他说：“如以不见人名为准，是不是可以断定这些人都没到过中国，他们的著述是听来的或抄来的呢？为什么对马可·波罗如此苛刻要求呢？”
其次，从现存的扬州地方志和有关记载，可以搜寻到有关马可·波罗的踪迹。韦培春、吴献中先生在《从扬州地方志印证马可·波罗在扬州的踪迹》一文中指出，将《游记》中提及的两淮盐务、扬州屯兵、瓜洲与运河等问题与扬州地方志作一些对照，就可进一步印证马可·波罗在扬州的真实性。他们认为，马可·波罗关于两淮盐务的叙述是完全有根据的，对扬州有许多军队屯驻的说法是符合当时事实的，有关瓜洲的记载是对元初瓜洲的真实写照，对扬州段运河的记载与《水经注》的记载也是非常吻合的。因此他们得出结论：“马可·波罗到过扬州及所属的宝应、高邮、泰州、仪征、瓜洲等地，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次，《游记》说马可·波罗在扬州做官三年之久，这与《元史》记载“定内外官以三年为考，满任者迁叙，未满者不许超迁”的记载完全相合，说明马可·波罗在扬州为官正是在元世祖忽必烈钦定元朝官员三年一任制以后的事。
至于马可·波罗在扬州做什么官，说法较多。一说是江淮行省总督，二说是扬州路任总管或达鲁花赤，三说是在扬州担任盐务管理的官。一些学者指出：马可·波罗精明能干，学识广博，长期在大汗身边听差，被委以某一重要城市的官员是有可能的。《游记》之所以没有写明他担任什么官，可能与他的官职较低有关。
无论马可·波罗在扬州任官情况如何，他在扬州住过三年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究竟是哪三年，说法不一。有学者论证：第一，当时扬州有二十七个城市附属于它，它又是十二省城之一，那应在1282年至1284年之间；第二，马可·波罗说他治理扬州三年，那应在1282年元世祖颁定“内外官以三年为考”之后；第三，当时扬州使用纸币，那应在1280年江淮行省颁发元钞规定以后；第四，马可·波罗说从瓜洲由河湖运粮食到大都，应是1285年海运以前。结论是，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当在1282年至1285年期间。
扬州天宁寺中有一座马可·波罗纪念馆，门前的铜狮雕像是由马可·波罗的故乡意大利威尼斯人赠给该馆的。马可·波罗临终时曾说：“我所写下的还不及我看到的一半。”他究竟是否曾在扬州做过官？做过什么官？也许就在他没有写出的那一半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