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诗意 王振东

    很多人种过树。　有的树死了，有的树活着。

    大多数树没有人注意它们是谁种的，只有极少数树被后世记忆着是谁种了它们。

    关于“欧公柳”的故事，已经被人说得太多。相传欧阳修在扬州平山堂前手植柳树，他去任之后，人们为了怀念他，尊为“欧公柳”。后来有一位薛嗣昌知扬州，在欧公柳对面也种了一棵柳树，自称“薛公柳”。可是他一离任，这棵树就为人砍伐。于是有人感慨，同样是柳树，境遇有如此不同，实为世道人心对植树人的评价有高下。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树的命运因人而异，其实不仅是扬州的欧公柳。桥山有黄帝手植古柏，周至有老子手植银杏，曲阜有孔子手植桧树。这些本来十分寻常的树木，由于是圣人所植，因而备享人间香火。孔子去世后，子贡结庐守墓，将南方珍木楷树移植于孔子墓旁。楷树木质坚韧，树干挺直，象征孔子为人师表，天下楷模。后来这株楷树不幸被雷火击中，但其残骸一直珍藏于亭内，被称为“子贡手植楷”。

    因系名人所植而致使身价陡增的古树，构成了传统中国的特殊风景。江苏宿迁的楚霸王项羽手植槐，被当地人视为招徕游客的金字招牌，但近两年来主干濒于枯死。广东新兴的禅宗六祖惠能手植荔枝，至今仍见挂果，人皆称神异。在陕西，西安有杨贵妃手植石榴，洛阳有潘安手植柏树，蓝田有王维手植银杏，都是当地人炫耀的资本。

    宋人对花木具有特殊的兴趣，“洛阳牡丹”与“广陵芍药”双双闻名天下不是偶然的。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欧阳修不过在扬州种下一棵柳树，竟然会成为一种传奇而为人津津乐道。在宋代，除了扬州的欧公柳之外，还有常州的苏东坡手植香海棠，修水的黄庭坚手植重阳木，吉安的文天祥手植古柏树。婺源的朱熹手植杉，是大理学家朱熹回乡扫墓时亲手栽植的，据说当年栽了二十四棵，隐含“二十四孝”之意，分布成一个八卦图形状，每一棵树都有卦名。这群历经八百年风雨沧桑的古杉树，至今尚存十六棵，被人们附会了无数动人的故事。自宋以后，佳话不绝如缕，苏州天平山有明人唐伯虎手植罗汉松，北京珠市口有清人纪晓岚手植紫藤……这些老树枯藤，因为沾了名人的光，所以在其植物学价值之外，更为人们看重的却是它们的“人文价值”。无以名之，我把这一类树称为“文化树”。

    现代中国人对于“文化树”的崇拜，其实丝毫不比古人逊色。广州黄花岗孙中山手植马尾松的健在，是广州人引以为骄傲的。奉化溪口镇宋美龄手植桂花树的枯死，引起奉化人格外的痛惜。台北忠烈祠的胡适手植菠萝蜜，因为得到精心呵护，现在长得有三层楼高。

    与这些受到万众青睐的“文化树”相比，普通人种过什么树便少有人问津了。虽然归有光在他的名文《项脊轩志》里写道：“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可是有谁关心归氏这株枇杷树的命运呢？

    关于“欧公柳”故事的最早记载，见于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扬州蜀冈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欧阳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谓之‘欧公柳’，公词所谓‘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者。薛嗣昌作守，相对亦种一株，自榜曰‘薛公柳’，人莫不嗤之。嗣昌既去，为人伐之。不度德者有如此者！”故事的道德说教倾向毫不掩饰。但只要细想一下，就会感到因人伐树的行为是近乎野蛮的。爱屋以至及乌，恨一个人乃至砍掉他种的树，无论怎么说都不是理性行为。中国历史上有个恶劣的传统，每当一个政权推翻了一个政权，就要把前朝的王宫甚至都城一把火烧光，以示彻底决绝。正因为如此，对于明清之前列代京城的规模，我们便只能靠挖掘遗址来加以了解。因崇仰“欧公柳”，而砍伐“薛公柳”，出自同一逻辑。

    不过，我们如果再细心查一查故书，又发觉新的问题——所谓的“薛公柳”，事实上并没有被伐绝，至少它在清代仍存在。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六在谈到平山堂时，有一句话：“台上老梅四五株，即欧公柳、薛公柳、左司糜师旦属扬帅种柳处。上建厅事,颜曰‘平山堂’。”可见，清代的平山堂前不仅有欧公柳，而且有薛嗣昌、糜师旦等人手植之柳。

    《墨庄漫录》只是一部记录见闻的随笔，正如作者自序所说：“仆以闻见虑其忘也，书藏其箧。归耕山间，遇力罢释耒之垄上，与老农憩谈，非敢示诸好事也。其间是非毁誉，均无容心焉。”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也说过，《墨庄漫录》“不免为小说家言”。书的作者张邦基是扬州高邮人，所以书中谈到的扬州掌故也特别多。例如作者说他在扬州游石塔寺时，遇到一个和尚，这位和尚有一种从未见过的异香，叫做“魏公香”。魏公即宋代名人韩魏公韩琦，曾任扬州太守并执掌大宋朝政。香以“魏公”出名，同柳以“欧公”闻名一样，本是扬州市井间好事者所喜欢的话题，原是不必当真的。

    欧阳修是文坛大家、政界先贤，自然风雅可敬。而薛嗣昌呢？在历史上也是实有其人的，但人们除了对他的“薛公柳”嘲笑一番，再也无人想多了解他。薛嗣昌的名气没法和欧阳修比，可也是个诗人。他的《宿草堂寺》云：“驰车晚叩古禅林，乔木参天一径深。门外乱山连翠色，竹间流水漱清音。幽怀暂喜来栖处，高士遗踪悉访寻。谁会宗风当日意，庭前苍桧尚青阴。”写得不算太差。不过薛嗣昌偶为后人提起，是因为他和书法珍品《真草千字文》的一段因缘。《真草千字文》是智永的传世代表作，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千古名迹。现存者有两种，一为墨迹,今留存日本；一为北宋时薛嗣昌刻石拓本,即世称的“关中本”。所谓“关中本”，是薛嗣昌根据长安崔氏所藏真迹，于大观三年（1109）摹刻的石碑。原石碑今日尚存西安碑林，识者以为“颇极精工，无复遗恨”。

    可以说，如果不是薛嗣昌的刻石，我们今天便无法目睹《真草千字文》全貌。《真草千字文》能够完整地流传至今，薛嗣昌功不可没。即使薛嗣昌想以一株“薛公柳”来扬名后世，显得有些荒唐可笑，其实也不算什么罪恶，人们不必以抑薛来扬欧。

    平山堂有一方著名匾额，上书“远山来与此堂平”七字。为了平视高山，我们自己必须登上相应的高度。为了走近欧公，我们自己也必须站在他的高度。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这样谈到宋人：“文章之盛，尤著者为欧阳修，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为欧阳修奖掖的布衣之士，有曾巩、王安石以及三苏等人，皆千古俊彦。欧阳修的宽阔胸襟与平等意识，注定了他不会赞同只让自己种的那“欧公柳”一枝独秀。如今，平山堂前当年欧阳修、薛嗣昌、糜师旦等人种柳之处，已经遍植紫藤、琼花、棕榈、侧柏、柽柳、黄杨、腊梅、紫薇、桂花、淡竹、青桐、榉树、枇杷等嘉木奇葩，终年常绿，四季飘香。这番情景，实在要比平山堂只有一株“欧公柳”来得丰富多彩，生机蓬勃。欧公九泉有知，又当欣慰如何！

    一个人就是一棵树。佛陀悟道的那株菩提树，并不比其他菩提树神圣。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那棵苹果树，并不比其他苹果树高贵。

    每一棵树都是大自然中美丽的生命。至于树是谁种的，真的很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