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新社出版的《万国历史》

《万国历史》版权页

鼎彝在日本办的《国民报》

    在扬州东圈门的摊上淘到一本旧书，名叫《达生编》。书的内容没有什么特别，是一部关于怀孕、生养、育儿的民间卫生普及读物。令我感兴趣的是它的出版者——“扬州钞关门内埂子大街作新社铅石印刷局排印”。印书的时间为“民国丙寅孟秋”，也即1926年，距今恰好整整八十年。

    八十年，在人来说已步入老年，但这本书仍然保持着九成品相。除了书角有些卷，纸页有些黄，字迹依然精神矍铄，清晰如故。仔细摩挲，见书中偶有修改之处。如上卷“此时瓜熟蒂落”一语，“蒂”字原来误植为“蔕”字，字旁另钤一红色“蒂”字，以示修正。由此可知，这确是排印本，而非木刻本。

    书店的名字颇为生疏，叫做“作新社”。为此翻了一些资料书，又不时回想我所熟悉的那条埂子老街，意在寻觅一点与这家近代书坊相关的蛛丝马迹——作新社，它究竟是怎样的一家书坊呢？

    作新社在近代印刷史上非等闲之辈

    偶然翻看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史》，才得知晚清中国最早使用铅印技术的知名出版机构，

    除了申报馆、乐善堂、墨海书馆、美华书馆，还有作新社、同文馆、国学扶轮社、神州国光社等等。显然，作新社在中国近代印刷史上并非等闲之辈。

    作新社作为近代史上的一家出版机构，似乎最先建立于日本，后来才在上海、北京、扬州等地设立了分社。最初的作新社，和湖南民译社、福州书报社、上海国学社、湖北乐群印刷社一样，其实是革命党人的秘密出版机构，出版过鼓吹革命的书。后来则大量出版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内容的西方书籍，以启发民智为己任。上述这些出版社，在传播近代科学知识方面，无论是内容、方式，还是范围、深度，都大大超过了前人。据说，作为中国近代的民营出版社，作新社为新式出版业的破土崛起开了历史的先河。中国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大量涌现在1898年之后，最知名的是1897年建立的商务印书馆、1901年建立的广智书店、1901年

    建立的作新社，中华书局到1911年才建立。

    作新社的出版物，多是西学书籍。出版者好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唤醒国人，使中国免遭历史上印度、埃及、波兰那样的亡国命运，而成为一个“完全自主之国家”。在这类翻译书籍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作新社从日本转译的《各国宪法大纲》，书中收辑了英、法、德、日等国关于宪法、君主、立法的名著，对近代中国的政治进程影响颇深。歌德的作品最早也是由作新社介绍到中国的。1903年，作新社出版《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其中有一篇《可特传》，也即《歌德传》。从那过去将近二十年，才有郭沫若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全译本。

    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已经整整一百年了。1901年，中国第一本学生历史教科书问世，由上海华阳书局出版，但那不是中学课本，而是《小学历史读本》。1902年，上海作新社出版了关于世界史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名为《万国历史》，标志着相对规范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问世。值得注意的是，《万国历史》是一本洋装书。印刷者是“上海英租界四马路惠福里第三十五号作新社印刷局”，印刷日期标为“明治三十五年阳历七月十六日印刷”，估计是在日本印刷后运回国内的。《万国历史》初问世，即风行一时。《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所收《金陵卖书记》文中，有“通史一类，作新社之《万国历史》为最畅销”之语。

    作新社不但出书，而且办报。上海作新社除了出版新学书籍、出售科学仪器，并于1902年刊行《大陆报》，抨击康梁保皇派。北京作新社于1907年创刊《震旦学报》，内容有学说、心理、美学、格致、数学、杂录、小说等专栏。扬州作新社是否办报？经查《扬州报刊志》等书，未见记载。 在作新社出版的书中，比较有影响的是《世界文明史》。《世界文明史》，日本高山林次郎著，东京博文馆明治三十一年（1898）发行。1903年，商务印书馆和作新社同时推出中译本。1905年，作新社把它收入《政法类典·（甲）历史之部》。该书开头是绪论，正文分为三编，全面叙述东西方文明的历史。作新社的译本曾以《世界文明史提纲》的名义，在《大陆报》连载。这部书在教育界和读书界都有一定的影响，曾作为学校教科书使用。《大陆报》认为，此书专门阐明政治、经济、宗教、学术的历史，凡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问题都能精辟说明，“诚为文明进步时代所不可阙之善本”。梁启超先生在《东籍月旦》中说，此书叙述全世界民族文明发达之状况，自宗教、哲学、文学、美术等，一一具载，“可以增学者读史之识”，同时对于此书仅写到十八世纪而止感到十分可惜。在晚清时代，汉译西洋史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时为了解决学校教科书的极其匮乏，翻译了大量西洋史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不仅对青年学生，对普通中国人都有重要的影响。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环境中，汉译西洋史教科书甚至具有救亡的功用，体现了出版者忧国忧民的意识。

    作新社出版的《新党发财记》，亦称《官场维新记》，清无名氏著。据《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说，这部小说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作新社刊行，后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86年再版。这是一部暴露清廷官场腐败的小说。作品通过主人公袁伯珍在官场中的半生经历，揭露了官僚们冒维新之名以图升官发财、钻营欺骗、阳奉阴违的可耻行径，剖析了他们肮脏的灵魂。袁伯珍本是贫寒的读书人，由于学得了八股文，拼命往上爬，终于考中举人，成了绅士，因此在县衙内颇有名气。他本来不相信新法新政，却因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作京官的堂兄回家说洋人枪炮如何厉害，才一反平生之所憎，从此“维新”起来。他由绅士进入官场，借开矿山、办机器等事，贪赃枉法，大发横财，在上海抽大烟、嫖……为了满足强烈的权钱欲望，不惜充当帮凶，陷害朋友，敲诈勒索，无所不为。作者带着戏谑嘲骂的笔调，深刻地批判了这些假维新人物的种种伤天害理、鱼肉百姓的罪恶活动。由此也可见作新社的思想锋芒。

    作新社使中国第一次有了洋装书

    作新社在出版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使中国第一次有了洋装书，第一次用了版权页。

    作新社在中国书籍的形式方面，有着特殊的功劳。中国人编辑印刷出版的书，最初都是旧式的环筒页线装本，文字只印一面。现代形式的中文书籍的平装本和精装本，是晚清出现的。1901年，作新社首先出版洋装书，有《物竞论》、《女子教育论》等。同年，又出版了一部中国人学习日语的教材《东语正规》，这是中国人著作中第一本采用两面印刷、西式装订的图书。作新社的做法，大大促进了图书印刷方式和装订形式的进步，以至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纷纷仿效。

    作新社还推动了现代版权格式在中国的使用，功不可没。中国早期出版的石印或铅印的图书，都没有版权页。直到1904年，商务印书馆印刷《格致进化》、申报馆印刷《申报馆聚珍版丛书》等书，仍沿袭中国古代雕版书籍中“牌记”的形式，而没有版权页。1901年，作新社出版的《物竞论》、《东语正规》、《女子教育论》等书才开始用现代形式的版权页。因此，是作新社推动了现代版权格式在中国的使用。后来，文明书局出版《西方通译》、广智书局出版《欧洲十九世纪史》等书，也仿效作新社出现了版权页，国内图书才渐渐采用现代版权页。

    作新社最先建立于日本，后迁回国内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作新社最初是留日中国学生戢翼翚与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1854－1936)合作创办的。近人刘禺生先生《世载堂杂忆》中有《述戢翼翚生平》一文，提到戢翼翚是中国留日学生第一人、发刊革命杂志第一人，也是孙中山先生秘密派往长江流域开展革命运动的第一人。《世载堂杂忆》说，戢翼翚，字元丞，湖北郧阳府房县人，“元丞利用日本女子贵族学校校长下田歌子资本，欲宣传改革文化于长江。孙先生亦壮其行，乃设‘作新社’于上海。首刊其《东语正规》、《日本文字解》诸书，导中国人士能读日本书籍，沟通欧化，广译世界学术政治诸书，中国开明有大功焉。”

    那时作新社出版的图书，有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和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时人以为对于“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鲁迅先生当年便受到这些书籍的影响。

    作新社的创立，还与两个近代人物有关，他们是革命党人鼎彝和张继。

    鼎彝，字力山，后来改名秦力山。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任《清议报》主笔。1900年至武汉与唐才常组织自立军，任前军统领，事败亡命日本。1901年创办《国民报》，为留日学界第一份宣传革命的报纸。1902年与章太炎先生等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同年，在上海创办作新社，创刊《大陆》月刊，竭力驳斥康梁保皇言论。

    张继，原名溥，字溥泉。1899年赴日留学。1901年与秦力山创办《国民报》月刊，又组织兴亚会，鼓吹革命，在留学界引起很大反响。1902年，张继赴上海协办作新社，旋返日本。经秦力山介绍，在日本横滨结识孙中山先生，不久结交章太炎先生。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张继参与党章制定与组织工作。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

    作新社的影响，可以从当时一些文学作品中见到。如章克标先生1929年写的长篇小说《银蛇》中，有一位主人公说道：

    凡是文人，从古来就带一部颓唐的气息。很可怜，你们的“作新社”自以为在创造新的文化，发扬新的精神，究其实际，却不过是替传统思想推波助澜。

    这句话虽然是批评作新社的，但从“（作新社）自以为在创造新的文化，发扬新的精神”这句话，也可从侧面看到作新社的客观影响。

    扬州作新社位于埂子大街

    作新社的社址，根据各种材料得到的印象，是先创立于日本东京，1902年迁回国内。它在上海的地址是英租界四马路老巡捕房东首，在北京的地址是琉璃厂西门内路南，在扬州的地址是钞关门内埂子大街。但是，扬州作新社到底在埂子大街什么地方？它与上海、北京的作新社究竟是何关系？它的命运最后又是怎样的？均不得而知。《扬州文化志》、《扬州刻书考》等书对作新社并无一字记载。对此，我便只好期待将来有更多的资料出现了。

    作新社既然在中国出版史上有过贡献，在扬州文化史上也自当有其地位。我仿佛看见八十年前的埂子大街上，那家在铅与火的熔冶和烘烤中，致力于传播科学文明的作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