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这是扬州史公祠里的一副著名的对联。梅花、明月、亡国、故臣，这些苍凉悲切的词藻，使人油然想起三百多年前以身殉国的那位民族英雄。

　　史公祠在扬州城北，亦称梅花岭。据说史可法殉难留下遗言：“我死当葬于梅花岭上。”后来史可法殉节扬州，嗣子史德威遍寻遗骸不得，乃具衣冠葬于梅花岭下。康熙年间，扬人曾在大东门外建祠祭祀，不久圮废。乾隆初年，仍于梅花岭建祠。咸丰年间祠毁于兵火，同治年间重建，直至今天。

　　史公祠坐北向南，祠中有飨堂、祠堂和史可法衣冠冢。飨堂前悬挂着两副楹联：一是“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二是“时局类残棋，杨柳城边悬落日；衣冠复古处，梅花冷艳伴孤忠。”词义深远，令人生思古之幽情。飨堂中有史可法塑像，正襟危坐，气壮山河。飨堂西边是祠堂，有神龛供奉史公神主和遗像，红袍乌纱，栩栩如生。衣冠冢是飨堂后面，墓碑上刻着“明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公可法之墓”字样。墓边有草，终年常绿，经冬不凋，人称“忠臣草”。 漫步梅花岭下，似乎处处可看到那个在凶悍的清兵面前高呼“我史阁部也”的忠臣的身影。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郐，明万历三十年（1602）生于河南祥符，即今开封。他的先人在明太祖时做过锦衣百户，官虽不高，却是皇帝近臣。祖父是万历间举人，做过知州，为官清廉。父亲没有什么功名，是个本分人。史可法的祖父曾说过：“我家必昌！”可知家人对于史可法的出生是充满了期望的。 然而在史可法出生之际，不仅家运不昌，国运更糟。明神宗朱翊是一个荒淫无道、昏庸无为的皇帝。起初，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厉行改革措施，这一切有太后支持，神宗尚不得不收敛。等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一死，神宗好像忽然甩掉了包袱，便肆无忌惮地纵情取乐起来。他宠信宦官，收刮财货，迷恋神仙，沉湎酒色，在位四十八年倒有二十多年不与臣下共议朝政。大明江山，内忧外患，危机日重，这真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据说，史可法的母亲临盆生养时，梦见文天祥走进他家，然后就生下了史可法。也许朱明王朝正像赵宋王朝那样，需要一个文天祥式的人物。若干年后，当史可法用生命殉了大明的时候，人们曾用“生来自有文信国；死而后已武乡候”的句子来挽他，文信国即文天祥。史可法果然不负家庭的厚望和时代的重托，成了文天祥式的英雄。 青年时代的史可法受到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关怀与教诲。天启元年（1621），史可法回原籍大兴应考，在一座古庙里苦读。这一日风雪交加，顺天府学政左光斗恰好入庙躲避风雪，见到伏案假寐的青年史可法。左光斗看到桌子上有一篇文章，轻取来看，竟为这个青年的才华所震惊。从此，他便记住了史可法的姓名。不久，府试开考，主考官左光斗将史可法点为顺天府秀才第一名。左光斗经常把史可法带回家中，纵论古今，抨击时政，两人都表示为挽救危局，不惜身家性命。 因为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愈来愈激烈，权奸魏忠贤恨不能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而后快。天启四年（1624），左佥都御史左光斗上书弹劾魏忠贤，历数其死罪三十余条。不料奏章尚未呈送，阉党就先发难。左光斗被罢官、下狱，一般交游避之唯恐不及，史可法却设法到狱中去探望。左光斗见史可法来，勃然大怒，说：“你真是没用的奴才！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怎么能来？国家大事坏到这种地步，我已经完了，还指望谁来支撑呢？你不快走，与其等奸人来捉拿你，不如让我现在就把你打死！”说着，左光斗作出要投掷铁链的样子。史可法只得赶紧离开监狱，但却永远铭记着恩师的遗言，决心用生命来支撑危局。 史可法于天启七年（1627）中举，崇祯元年（1628）中进士。这一年他27岁。

　　在整个崇祯年间，史可法先后担任过西安府推官、户部主事及员外郎、户部都给事中、右参议和安庆、庐州、池州、太平四府巡抚等官职。明朝末年，内有农民起义，外有满族入侵，这种极其险恶的形势，对于忠心报国的史可法来说似乎构成了巨大的陷阱。 他在西安任上，一方面赈济灾荒，救助饥民，显示出办事干练的才能；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平息叛乱，镇压起义，为巩固明王朝效犬马之劳。他在户部任上，管理国库，筹集军饷，经手大量钱财而纤尘不染，但是这些钱财一方面是为了防御清兵入侵，另一方面也还是用于对付农民义军。

　　在史可法的官宦生涯中，一切行为的最高原则就是支撑危局，力挽狂澜，忠于国家，报效朝廷。因而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出自本心和符合逻辑的——尽管他对农民军的态度曾引起后人的非议。 史可法一面调兵遣将打击农民军，一面又依法严惩地方上的贪官污吏；一面严格治军不许扰民，一面又废除不合朝廷规定的苛捐杂税；一面招安义军首领，一面又捐款兴学培养人才。这一切对于史可法来说是十分自然的，都是为了社稷的安定，江山的太平。作为一个忠臣，他还能做什么呢？也许可以说，同那些一味掠地称王的绿林好汉和只知擅权敛财的黑心官吏比较起来，只有史可法才是向国家和历史负起责任来的。

　　由于史可法的忠诚与才干，他于崇祯十六年（1643）被朝廷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然而一切都太迟了。没有等他施展抱负，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帝当夜凌晨吊死在煤山的一棵槐树上。史可法一心想苦苦支撑的明王朝大厦，一夜之间哗啦啦倒塌下来。

　　史可法终于走进了历史为他安排好的死胡同里：要么像他的堂弟史可程一样投降清朝，那样不但可以保全性命，还能够捞取一官半职：要么去为一个注定要灭亡的王朝血战到死，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去换取自己更诊视的名节。这是一个残酷的两难选择：或者苟且地生，或者光荣地死。而历史给了史可法一个慷慨、壮烈、光荣地去死的机会。

　　明王朝大厦的主要部分虽然倒塌了，南方一角却还在勉强支撑着。就在崇祯帝吊死后不久，一个名叫朱由崧的庸碌小人在南京被一班人拥戴为弘光皇帝。在这个可笑的南明小朝廷里，既有东林党人和复社名士，又有阉党余孽和贵族勋臣；既有拥兵割据的军阀，又有早被废置的闲官。从这个吵吵嚷嚷的南明小朝廷开张的那天起，它的头等大事似乎就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而不是抗击清军，收复失地。 史可法在南明小朝廷中只做了不到半个月时间的首相，就被奸佞马士英排挤了出去。这时江北的靖南侯黄得功、兴平伯高杰、东平伯刘泽清和广昌伯刘良佐四个藩镇正在扬州一带飞扬跋扈，拥兵自重。如果他们能联手抗清，则南明在江北便多了一道屏障；如果他们竟反叛降清，则南明立刻处于清军的刀兵之下。史可法觉得与其在南京城里作无谓的权位之争，倒不如到扬州督师，协调四藩，这样对局势还能起实际的作用。他曾向朋友说，我何尝不明白有人非常希望我到扬州去，以便让他独揽大权？但是扬州的的位如此重要，如果让他前往，岂不教人担忧？在此生死关头，我只能撇开个人的一切了！史可法说的那个居心叵测的人，就是权奸马士英。 调停四个藩镇的关系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他们各自为政，骄横不法，名为官兵，实是盗匪。他们谁也不把什么抗清、剿贼的事儿放在心里，一心一意只是想扩大自己的势力，占据繁华的地盘。扬州这个富庶之区，就成了四藩争夺的肥肉。孔尚任《桃花扇》中有一段唱词，生动描绘了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们一个个虎视眈眈扬州城的情景：

　　你占住繁华廿四桥，
　　竹西明月夜吹箫；
　　他也想隋堤柳下安营巢，
　　不教你蕃观独夸琼花少。
　　谁不羡扬州鹤背飘，
　　妒杀你腰缠十万好，
　　怕明日杀声咽断广陵涛！

　　史可法离开南京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调停四个藩镇的关系。左右斡旋，反复游说，其中也不免妥协退让，委曲求全，终于使得这些骄兵悍将暂时相安无事，没有在清兵到来之前自家先来个火并。 史可法真正开府扬州，是在弘光帝登其后的第二个月，即崇祯十七年（1644）六月。这一年史可法43岁。

　　史可法开府扬州后，苦于人才奇缺，便设立了礼贤馆。凡有一技之长者，他都予以录用。即使是身无长技的有志青年，他也加以延揽。许多想有作为的人，纷纷来扬州投靠史可法。

　　史可法觉得，要守住江南，首先要守住江北。江北应有三道防线，即黄河防线、淮河防线和长江防线。这一道道防线，最初大约是为了对付农民军，后来清兵步步南下，才转而把那些异族入侵者当作首要敌人。正当史可法调停藩镇、招揽人才、筹建河防之际，收到了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来信。信中说，李自成逼死明崇祯帝，而清军赶跑了李自成，这是清朝为明朝报了君国之仇；清朝是从李自成手中取得了燕京，而不是从明朝手中取得燕京，因此明朝应视清朝为恩人。信中劝史可法离弃南明政权，而归顺清朝，像吴三桂那样在大清朝享受荣华富贵： 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岂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

　　显然，这是多尔衮给史可法的一封招降书与恐吓信。多尔衮一手以高官厚禄相引诱；一手以强兵压境相威胁，意在扫除率兵南下的障碍。 史可法自然不会为多尔衮的来信所动。他针对来信中的论调，有理有节地给予了答复。史可法在回信中说，南明朝廷是大明朝道统的合法继承者，其地位是名正言顺的；南明军队即将挥师北上，收复失地，光复神州，这个决心不可动摇。信中劝多尔衮不要趁人之危而觊觎中原，像历史上的那些不义者们那样为世人讥笑：

　　贵国笃念迸发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为贼人所窃笑也。

　　此时的史可法，还幻想着清朝不再侵犯中厚，幻想着能同清朝一起消灭农民军，幻想着大明一统江山真能光复！ 但是，严酷的形势很快毁灭了他的幻想。

　　从南北两方面传来的消息，没有一样不使史可法五内俱焚。

　　在南京，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肆无忌惮地大闹党争，竭力排斥打击正派而有才干的东林党人，致使高弘图、姜日广等明朝元老纷纷告退，以示抗议。朱由崧当上皇帝后，根本不把朝政当一回事，他忙着大兴土木修宫殿，又派宦官们四处出动，到民间去寻访秀女以充实宫掖，供其淫乐。南明小朝廷的所作所为，使天下有识之士无不深感痛心和失望。史可法数十次上书苦谏，恳请南京方面改弦易辙，但结果均如石沉大海。指望这样醉生梦死的小朝廷，怎么能够担当得起中兴的重任！ 在北方，爱新觉罗·福临进入北京城后，便即皇帝位，史称顺治皇帝。他重申废除明末加派的赋税以安民心，同时命多铎经略江南、阿济格西击李自成。十月，清军南抵宿迁；十一月，清军占领山西；十二月，多铎渡黄河南下。满洲铁骑纵横中原，势如破竹，到第二年（1645）正月，清军破潼关，入西安；三月，清军平定河南；四月，多铎率清军渡过淮河，明将刘泽清投降。此时的清军已经兵临扬州城下了，他们哪里像多尔衮信中说的那样只是为明朝报仇雪耻呢？

　　史可法是下定了必死的决心，来抗击清军，保卫扬州的。然而他的一切苦斗，换来的却是马士英、阮大铖之流的讥讽、破坏、诽谤和陷害。马、阮竟然扣发侵吞抗清士兵的军饷，制约削弱史可法的兵权，唆使怂恿藩镇们不服从史可法的指挥，甚至诬蔑陷害史可法与自称亲王的大悲和尚有牵连，意欲置史可法于死地而后快！从某种意义上讲，让明朝最终灭亡的并非满洲铁骑，而是弘光小朝廷里的昏君奸臣！

　　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论著集刊·任民育》中写道：

　　史公之可传，以纯忠大节，千载景仰。然其治军之才甚短，虑事之智亦不特殊。若用其德量诚信，辅君当道，进贤退不肖，以端政本，岂不为拨乱反正之大助？而乃使之治兵，正用其所最短。 如果史可法自知其短而可以知难而退，也就没有后来的悲剧结局了，可惜时局根本不容他这样从容进退。“吾独谓天使公不得不用其短。而公之纯忠大节，丝毫不能掩蔽于其间，则道其短正所以存其真。”孟森认为，扬州之屠是时代的悲剧，不应以此苛求于史公个人。史公的高风亮节，是可为天下人所效法的。